中国历史上名将数不胜数，最近大热的《满江红》，也重新将岳飞、秦侩、宋高宗这些南宋初期最为活跃的历史人物推上一个讨论高度。
岳飞生前战功累累，屡败金军，甚至清水亭大捷让金军“横尸十五里”，在南宋时期，作为抗金名将毫无疑问是民族英雄，郾城之战重挫铁浮屠，颍昌之战大败金军，形势大好，岳飞对部下说“今次杀金人，直到黄龙府，当与君痛饮。”，准备一路势如破竹之际，却被十二道金牌召回，以致岳飞写下了《乞止班师诏奏略》：“十年之功，废于一旦。所得州郡，一朝全休。社稷江山，难以中兴。乾坤世界，无由再复”。
对于整个南宋王朝来说，自此之后再没有一次像样的北伐，收复失地更成了天方夜谭，岳飞最后冤死诏狱，千年来无不让人惋惜。
而现在对于岳飞死因却有着诸多说法。
说法一：迎二圣
这个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，以康王为首建立的南宋政权，为了稳固王权拉拢民心，即位为宋高宗的即位诏书中，就提出了“迎二圣，归京阙”的政治口号，那么皇帝喊口号，满朝文武跟着喊，作为高宗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武将，岳飞当然也跟着喊，怎么可能是导致岳飞杀身之祸的原因？
早期岳飞喊口号确实是迎二圣，比如《题翠岩寺》的“行复三关迎二圣，金酋席卷尽擒归”、《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》的“立奇功，殄丑虏，复三关，迎二圣，使宋朝再振，中国晏安。他时过此，得勒金石，不胜快哉！”
但岳飞也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对于政治一窍不通，为什么这么说？
绍兴五年(1135)，54岁的徽宗病死五国城，绍兴七年(1137)消息才传回临安，二圣仅剩钦宗一人。
而后岳飞在给高宗的奏折中不再提“二圣”或“渊圣”（钦宗），而是改称“天眷”，何为“天眷”？皇帝即为“天”，“天眷”即为皇帝的家眷，表明南宋的皇帝，只高宗一人而已。
而且，南宋朝野上下全是高宗的亲信，只要钦宗还朝，高宗即可软禁钦宗，彻底稳固自己的皇位。所以这并非岳飞被杀的原因。
说法二：干预立储
绍兴七年（1137）岳飞奏请立储一说，相关记载均出自薛弼之口，薛弼是秦侩党羽，而薛弼墓志铭是薛弼家人委托叶适撰写，尽管对薛弼党附秦桧的行为极力辩解，却再未将绍兴七年岳飞奏请建储之事写入其中。由此可说明当事人薛弼的家人承认此事并不存在。这在当时是秦侩一党为了迎合高宗所作的舆论。
绍兴十年（1140），岳飞北伐前确实密奏高宗立储“今日欲图恢复,必先正国本,以安人心。然后陛下不常厥居,以示不忘复仇之意”。《鄂国金佗稡编》记载高宗“叹其忠”，夸奖岳飞“非忱诚忠谠，则言不及此”。可见高宗对于岳飞建议立储一事并未翻脸。
宋朝并非像其他王朝，武将不得参与立储，而且高宗独子夭折，膝下无子，人尽皆知，下到普通言官，上到宰相赵鼎，都在劝高宗立养子（后来的宋孝宗）为皇储。
而岳飞秘奏之前，有探子谍报金国试图扶持钦宗或钦宗之子在汴京成立傀儡政权（绍兴八年，金国都元帅完颜杲病死，留下的《临终遗行府四帅书》中的确谈到：“宋若败盟，任贤用众，大举北来，乘势撼中原人心，复故土如反掌，不为难矣。吾分付汝等，切宜谨守，勿忘吾戒。如宋兵势盛敌强，择用兵马破之；若制御所不能，向与国朝计议，择用(智臣) 为辅，遣天水郡公桓(即宋钦宗) 安坐汴京(今河南开封)，其礼无有弟与兄争，如尚悖心，可辅天水郡王，并力破敌。”），以撼动南宋的正统地位，立皇储是以正国本，有利于当朝统治，而立储后金国放弃了这一想法，也从侧面印证了岳飞建议立储一事，在当时的背景下是为高宗考虑，忠心可鉴。
那么岳飞真正的死因是什么？
我们先从宋高宗对岳飞的态度转变来看：
绍兴三年(1133)，岳飞自江州朝见高宗，高宗手书“‘精忠岳飞，制旗以赐之”。
绍兴四年（1134），岳飞一鼓作气收复了郢州、襄阳、随州、邓州、唐州、信阳，宋高宗手书《赐岳飞批剳卷》。
“卿盛秋之际，提兵按边，风霜已寒，征驭良苦。如是别有事宜，可密奏来。朝廷以淮西军叛之后，每加过虑。长江上流一带，缓急之际，全藉卿军照管。可戒饬所留军马，训练整齐，常若寇至，蕲阳、江州两处水军，亦宜遣发。如卿体国，岂待多言。付岳飞。”
有“风霜已寒，征驭良苦”的慰问，有“如是别有事宜，可密奏来”的心腹，可见当时的宋高宗对于岳飞还是十分信任的。
绍兴六年（1136），岳飞母亲姚氏病逝，岳飞决意为母守孝，而为了应对宋金紧张的战局，高宗连催岳飞三次，要他回去主持军务，前两次岳飞以“为父绝君，不为君绝父”的理由拒绝了，第三次就是著名的《起复诏》，虽然内里仍有客套话，但“反经行权，以墨绖视事，古人亦常行之，不独卿始，何必过奏之耶”一句，已经有不耐烦的暗意，此时宋高宗和岳飞的关系已经存在嫌隙。
绍兴七年（1137），刘光世怯战，把淮右一带断送伪齐，时任“都督诸路军马”的张浚，也主张解除其兵权，以警示诸将。三省枢密院也一再以《省札》传达宋高宗旨意，要求岳飞“前来行在所奏事”，说明宋高宗及张俊对于岳飞的军事能力还是十分倚重。
诸路军事都督府发给岳飞的《令收掌刘少保下官兵札》，开头是“诸路军事都督府勘会：淮西宣抚刘少保下官兵等，共五万二千三百一十二人，马三千一十九匹，须至指挥”，最后一段是“右札送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岳太尉照会，密切收掌，仍不得下司，准此”
而赵构给刘光世部将王德等人的《御札》中也提到“今委岳飞尽护卿等”、“听飞号令，如朕亲行”。
由此可以看出最初确实是要将刘光世部将交岳飞统领，岳飞若能得到这五万余人的淮西军，不但可以消灭伪齐，又可以再次北伐，收复故土，完成中兴。
纵观整个宋朝，从“杯酒释兵权”后，重文轻武已是常态。
于是上到宋高宗，下到张浚、秦侩等朝堂之臣，皆不愿看到武将“尾大不掉”的情况出现，加上岳家军在民间声望极高。最终决定让文官吕祉接管淮西军，而淮西军不服，发动兵变，转头投降伪齐，此事一发不但岳飞没能增添北伐兵力，而且消灭伪齐的代价也为之上升。
岳飞在极度心灰意冷的情况下，离开建康，路过江州时回到庐山居第，并且给宋高宗写了一道奏章，因与宰相张浚不和，请求解除兵权，留在庐山为母持续完服。
迫于宋金局势，宋高宗虽然好言抚慰，但也对岳飞说了宋太祖的“范吾法者，唯有剑耳”来以示警告。
此举为之后的杀身之祸留下伏笔，秦侩党羽日后弹劾岳飞的罪名，第一条就是“日谋引去，以就安闲”。
绍兴十年（1140），岳飞北伐连战连捷，准备收复两河，宋高宗却扯后腿与金人议和，连发十二道金牌令岳飞班师回朝。《金佗稡编》记载：先臣亦立马悲咽，命左右取诏书以示，曰：“朝廷有诏，吾不得擅留！”劳苦再四而遣之，哭声震野。
对于秦侩为代表的和谈，《金佗稡编》记载：虏自叛河南之盟，岳飞深入不已，桧私于金人，劝上班师。金人谓桧曰：“尔朝夕以和请，而岳飞方为河北图，且杀吾婿，不可以不报。必杀岳飞，而后和可成也。”
在宋高宗的默许下，岳飞被秦桧、万俟卨、罗汝楫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，在张浚的帮助下，将岳飞下狱，为了给岳飞定罪，张浚和秦桧对岳飞严刑拷打，主审官何铸见此希望查明岳飞冤情，但被秦桧阻止，《宋史》记载：桧不悦曰：”此上意也。”
绍兴十二年（1142），岳飞在大理寺诏狱遇害，致死没有承认莫须有的罪行，在供状上写上八字绝笔：“天日昭昭，天日昭昭！”
而宋高宗执意议和，其实还有一个原因：
北宋灭亡后，肥沃的华北平原全部拱手相让。南宋建立在中国南方，多山，并没有大片的平原来养活军队，岭南地区此时正在开发中，又因为税收过重还发生过叛乱。除了苗刘兵变外，洞庭湖地区也有钟相起义，还是岳飞亲自镇压下去的。
至少在绍兴十二年前，南宋的国库还不足以支撑持续连年征战。
在绍兴和议后，宋高宗推行经界法，规定“南逃汉人(归正人)可以在朝廷领到耕地，再贷款买到耕牛，本金八年还清，前三年免除租税;一无所有的流民(被虏之家)则可以在朝廷贷款，去买种子、买农具、安家置业，绍兴三十年前免除一切租赋，就是说，终高宗一朝三十四年，始终未对这些流民收取租赋。”
因对立政权的阻隔，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难以畅通，只有发展海外贸易以拓展财源。使得南宋的海军及舰船发展迅猛。
没有战争迫使偏好面食、会种小麦的北方民众的不断南迁，使得南宋农业发展突飞猛进。东南地区的牧羊业比从前有所发展，其原因也与此相似。好吃羊肉的北方官民大量南来，使得东南地区“羊价绝高，肉一斤为钱九百”(洪迈《夷坚志》丁志卷十七)。
纵观北宋、南宋历史，岳飞之死，是皇权的牺牲品，赵构固然胆小，但岳飞、秦侩都是其手下棋子，当不再有利用价值时，该抛弃就抛弃，而且岳飞抗旨不遵也两次三番的惹恼了赵构这个王权者，但看其为南宋恢复经济的手腕，也并非一个昏庸无能的君主，只能惋惜一代名将，壮志未酬身先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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